在社会领域，各种社团原本是市民社会自我组织的公域，但为了能够形成规模，与私人企业相抗衡，并对国家立法和政治决策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其权力也日益集中。

这就要求立法者在进行法律商谈时，首先询问有关实用的或伦理内容是否涉及道德问题，如果涉及道德，就应首先进行道德商谈，然后再进行实用商谈或伦理商谈，从而确保法律中的实用内容和伦理内容与道德相一致。更为重要的是，他坚持横向产生的权利应随即得到建制化，即得到宪政体制的确认和支持，从而将个人的人权与国家主权联结起来。

其次，法律与道德既然都应服从于商谈，并无孰高孰低之分，且法律的合法性无需以道德作为基础，为何还需要使法律与道德保持一致呢？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哈贝马斯的语境中，现代法律的适用范围仅仅限于民族国家的疆域，而道德则适用于世界上所有人，有利于特定国家及其国民利益的法律可能会排斥甚至伤害其他国家及其国民的利益，因此，只有确保法律与道德相一致，各国的法律才能够既有利于本国及其国民的利益，也对其他国家及其公民有益无害。如果法律具有了这种坚实的民主基础，就能为司法机构的法律适用提供具体规则或基本价值，司法机构就可以摆脱"法官造法"的困境。同时，各国如果恪守人权的特殊性而拒斥人权的普遍性，就会导致人权相对主义，由此，国际人权领域就会加剧对抗和冲突，而无法达成共识。在现代社会，"任何想在理论上一劳永逸的从最高原则中引申出私法和公法之基础的歧途，都必定在社会和历史的复杂性面前搁浅"。从权利发生学的角度，哈贝马斯的权利体系巧妙地囊括了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权利要素。

这样，既能使判决与整个法律体系保持融恰性，又能确保个案得到公正处理。"在一个多元社会中，这个问题尤其至关重要，在那里，整体的世界观和具有集体约束力的伦理业已解体，存续下来的后传统的道德良知不再能够替代那种曾经植根于宗教或形而上学的自然法。但是，从司法的一般原理来看，法官在对个案的裁判中应当保持中立，并且法官中立也是实现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的要求和基础。

诚如Williams所言，这些问题之所以是首要的和基本的，是因为这些问题不是一旦解决，就再也不需要重新解决了。（三）维系个人权利的公共政策因素 对个人权利的保障与维系，是中国法院通过司法裁判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案例中所呈现出的最后一类公共政策因素。由此可知，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从本质上看是国家治理的一部分，是实现国家意志的一种重要方式。[12]并且，这三种观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延续至今。

[35]这一司法的原初功能是通过对个案的裁判来实现的，在法院对个案进行裁判的同时，又可将司法功能的运作界定为五个环节或状态，即审理、裁判、解决、影响和预期，其中影响和预期被称作司法的社会功能。但这种对公共政策的执行功能也引发了其在实践中的一系列困境。

[41] 参见姜峰：《法院案多人少与国家治道变革——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与司法忧思》，《政法论坛》2015年第3期，第26-27页。[36]由此可见，在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裁判、解决的同时，也发挥着其影响和预期的社会功能。法院在处理该案的民事判决书中引用了远亲不如近邻的谚语，并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看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部分。例如，在法院通过司法裁判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案例中，可以推演出三类具体的公共政策因素。

法院最后的判决结果认为，双方虽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却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应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及剩余工资。参见郑智航：《中国指导性案例生成的行政化逻辑——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为分析对象》，《当代法学》2015年第4期，第122-124页。前者为最高法院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可将其视为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一项典型的公共政策。基于此，法院判决负有赡养义务的子女应履行赡养义务，并且应当在法定节假日期间回家探望，并认为该判决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第二，昭示大众应当遵循契约精神。例如，法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案例中所体现出的公共政策因素就能明显反映出司法裁判对国家权力正当性标准的遵循。

[20]在此类案件中，法院主要通过强调买卖合同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以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维系社会团结的公共政策因素。基于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工作负担重、办案压力大的现实情况，法院也通常会选择一套默认规则作为说理依据，通过这一具体的策略选择，以实现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以及对案件进行审理的预期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也开始稳步推进。第三，法院对该案件的成功解决，保障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顺利推进。因为，案件中所反映出的革命烈士的大无畏精神，是新中国成立并一直发展的重要精神基础。而实际上，在对现实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法院在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会通过典型案例的发布以及对具体案件的裁判，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推演出维系个人权利的公共政策因素。在法院对案件的司法裁判过程中，体现着对公共政策的贯彻，而对案件的裁判结果，更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法院对公共政策的执行，发挥着法院对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功能。在该案一审的裁判文书中，法院就提出了诚信是为人之道，是立身处事之本的话语，并指出诚实信用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所谓社会团结，一般而言指的是维系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最基本的纽带。例如，张友连博士在法院对弱者保障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将法院所创制的公共政策区分为境遇上弱者保护公共政策、制度上弱者保护公共政策以及生理上弱者保护公共政策，[21]其侧重点是法院对公共政策的创制功能。

但是，中国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实践也呈现出了一系列困境，即典型案例的遴选过于注重案件裁判结果所具有的社会效果。在法院对该案的判决中，支持了原告余某的请求。

例如，在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动中，最高人民法院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在2013年12月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先是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人民法院工作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若干意见》（法发[2015]14号）这一规范性文件，意在法院系统内部对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内容进行规定。第一种是直接的方式，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的方式对公共政策予以执行。

[10] 参见洪振快：《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炎黄春秋》2013年第11期，第46-52页。在这一时期，法院系统为了执行党和国家的公共政策，司法裁判呈现出了明显的从重、从快倾向。具体而言，司法裁判针对的是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地位不平等的现象，体现的是对劳动纠纷中较弱势一方（劳动者）的保障。[8] 需要说明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不是公共政策。

[7]之所以选择法院对中共中央所推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贯彻、执行的案例进行分析，原因在于：一方面，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能够推演出一系列的公共政策因素，并且，其作为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所包含的内容关涉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强烈的辐射性。在语言表述方面，也是完全一样的，即： 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确保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长，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递正能量，促进家风建设，维护和谐、美满的家庭关系，故对原告要求离婚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26]由于居于法院系统的最高等级，最高人民法院在发布政策、制定规则方面具有充分的优势。进入专题： 公共政策 。

在该案中，张某某在另外一家企业停薪留职，事实上在伊春某旅游酒店工作，但未与该旅游酒店签订劳动合同。（一）典型案例的遴选过于注重社会效果 就中国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实践而言，最高人民法院通常采取发布典型案例的方式完成这一任务。

第二，公共政策在裁判说理中的背书效果还体现在，法院在对不同个案作出裁判结果的同时，所采用的说理方式、甚至是具体表述也是一样的。这些包含着维系社会团结公共政策因素的案例，所触及的领域基本集中在婚姻纠纷、邻里纠纷、赡养与继承纠纷、买卖合同纠纷等。这一方面与基层法院工作负担重、工作压力大密不可分，同时也与公共政策这套默认规则所展现出的惯性力量密不可分。事实上，无论是最高法院还是地方各级法院都承担着执行公共政策的功能，只是最高法院由于其在法院系统内的特殊地位，其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更侧重于对政策的制定，而地方各级法院更侧重于对政策本身的执行。

在该类案件的裁判文书中，也可以发现敬老尽孝，赡养老人，本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这样的表述。[25] 中国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第一类主体，是制定政策的最高法院。

[59] 笔者通过分析自改革开放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工作报告（1978-2016），从而得出了从1982年、1983年，到1992年和2008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国家意志在司法领域渗透的基本现状。也就是说，法院通过对公共政策的援引，一方面证明了该裁判结果是正当的，另一方面也表明该判决结果的作出回应并贯彻了公共政策。

例如，在李洪涛与常山县巨龙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等运输合同纠纷上诉案中，当事人双方就巨龙公司是否应向李洪涛支付运费这一问题发生了争议。司法裁判对国家权力正当性标准的贯彻，主要表现为在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具体因素中，所展示出的司法对国家基本秩序、社会团结以及社会信任与合作条件的维系。